|
|
以下为《零售人物调研报告:内田慎治》的前四章(人物简介、发展历史、经典事件、代表性言论)。
经联网检索核实,需先向委托人说明一个关键事实核验结论:公开可靠资料显示,内田慎治的职业生涯全程隶属日本7-Eleven体系,其中国身份为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即7-Eleven中国,行业通称SEC)董事长、总经理;
检索中未发现其与罗森中国(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任何任职或公开业务关联的记录,罗森中国的公开掌舵者历任为三宅示修、张晟、藤原孝司等人。题干所标“代表机构/身份:罗森中国”与公开事实不符,研判系与2019年中国便利店大会上内田慎治与罗森中国总裁三宅示修同台对话等报道相混所致。本章节起一律以检索到的真实公开资料为准撰写,并在正文中对该身份问题作出交代。
一、人物简介
内田慎治(日文名Uchida Shinji),日本国籍,男,1964年出生(据《中国经营报》2017年4月1日人物简介栏)。公开可查的职业档案显示,他于1988年3月起就职于株式会社7-Eleven日本(日本7-Eleven),入职时约24岁,与《第一财经周刊》2018年报道所称“24岁进入日本连锁便利店企业7-ELEVEn,从区域经理、大区经理做起,至今已经工作了30年”的表述相互印证。他在日本国内时期曾任群马、新潟等地区性经营管理职务(《中国经营报》2017年报道口径),后外派中国,成为7-Eleven在华业务最重要、也是对外发声最多的日方高管。
关于其“罗森中国”身份问题,必须首先予以厘清。本次联网检索所返回的全部公开可靠信源,均将其职务界定为:株式会社7-Eleven日本执行董事、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柒一拾壹(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柒一拾壹(成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上述职务清单见《中国经营报》2017年4月1日《为什么你学不会7-11:鲜食占总毛利50% 暂不设电商》一文的人物简介)。检索亦未检索到内田慎治曾任罗森中国任何职务的信息;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方面公开可查的历任总裁为三宅示修(约2012年至2026年在任)、继任者藤原孝司等,其中国事务长期由副总裁张晟(2013年加入罗森、2025年卸任罗森中国副董事长)参与操盘。此外,检索结果中另出现任职于台湾全家(日本全家体系)的同名“内田慎治”高管信息,经研判与本报告研究对象应为不同自然人,两者关系无法核实,本报告不展开、不作为本对象履历。若委托方确需撰写“罗森中国代表人物”的人物志,公开资料对应的正确人物应为三宅示修或张晟,而非内田慎治;若委托方确以“内田慎治”为研究对象,则其真实身份归属为7-Eleven中国(SEC)。本报告按后一判断、以真实身份为基准撰写,全篇据实说明,不将罗森中国事项虚构为内田慎治的任职经历。
内田慎治中国履历的大致时间线为:先期在柒一拾壹(北京)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南方都市报202
一、人物简介(续)
……(南方都市报2022年5月13日《7-Eleven中国换帅,内田慎治回日本,总经理严茜接棒》报道,其口径即为“内田慎治最早曾在7-Eleven北京公司担任总经理”)。综合《中国经营报》、南方都市报(南都湾财社)、北京商报、澎湃新闻等历年报道,其中国履职时间线大体可归纳为:约2004年北京合资公司设立前后即以日方派驻身份介入京津市场,至迟于2011年前后出任柒一拾壹(北京)有限公司(2011年报刊亦有“柒—拾壹(北京)商业有限公司”之称)总经理,并担任7-Eleven在京运营的一线负责人;2012年2月柒一拾壹(天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时,7-Eleven日本母公司披露文件中内田慎治已列名该公司董事长,同时仍兼北京公司总经理;约2014年前后转入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SEC)主持中国区经营,其后升任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公开报道已以其为对外职务);2022年5月卸任SEC董事长返回日本,同年6月14日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由内田慎治变更为接任者严茜,其在华主持7-Eleven经营前后历时约18年。另有《第一财经周刊》2018年报道称内田“2009年被派到中国”,与其2008年即在中国区任职的另一口径相差仅一年,当属对其全面执掌中国区时点的不同表述,不影响其履职脉络的整体判断。
关于内田慎治在日职级与在华身份的另一处容易混淆之处,亦须在此一并厘清:株式会社7-11日本与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虽同属7&i控股集团,但前者为日本境内连锁事业主体,后者为其在华全资投资公司,两者并非同一实体;内田慎治是日本7-11的现役执行董事兼在中国区的最高代表,所辖范围以北京、天津、成都三个由SEC直接经营的区域为核心,并向各省授权市场输出管理体系,而广东地区(牛奶国际系)、上海及浙江地区(台湾统一超商系)的7-Eleven并不在其直接指挥序列之内。换言之,即便是“7-Eleven中国”,也存在体系内分区运营的现实,行业报道中“7-11中国董事长”的通行提法,指的就是其担任的SEC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上述多层级身份的叠加,加上其与罗森中国总裁三宅示修长期同台对话的公开场合,正是委托方将“内田慎治”误标为“罗森中国”代表的客观缘由所在。
就人物性格与行事风格而言,内田慎治在公开信源中呈现出一贯的“低调、克制、以数据说话”的日式经理人形象。截至2017年,中国媒体对其公开报道的数量仍“连一页都没有填满”,在业界眼中他“极为低调保守”;他在2017年5月10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17中国便利店大会”上完成其在中国便利店业界的首次公开演讲,台下千余名从业者竞相拍摄其演示文稿,连时任罗森中国总裁的三宅示修都感叹他已将业内视为机密的经营技法(know-how)和盘托出。在个人生活与办公形态上,2018年《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实地观察披露:SEC总部位于北京东二环外一栋写字楼的共享楼层内,办公区仅约200平方米,内田慎治没有独立办公室,仅坐一个靠窗工位,电话铃响三声内必须有人接听,员工记事本用废纸装订,这些细节被媒体作为其“务实到近乎苛刻”的注脚。他对自身规划也极为克制,2019年在中国便利店大会公开表示“离退休只有十年的时间,十年当中能做什么其实很有限”,并称自己每周召开学习会培养接班人,随时准备将中国业务交给继任者——这一布局最终落点为2022年交棒其一手提拔的华人财务高管严茜。
在同行评价中,内田慎治被视为日系便利店在华“最有含金量的发言人”与“最务实的日本经营者”。三宅示修2019年公开回忆,成都伊藤洋华堂时任总经理(后任日本7&i社长)对其极为尊重,认为他“将来很有发展潜力”,甚至建议三宅“经常跟他喝酒”,并期许他日后能成为日本7-11的社长;三宅同时评价,在中国南方及上海市场环境与北方迥异的情况下,“内田一个人在独自奋斗”。便利店行业专家及媒体则普遍将其执掌时期概括为7-Eleven在华“由守转攻”的阶段——他一面坚持“单店日销优先于门店数量”的质量哲学,一面以区域授权方式把开店网络从京津蓉推向各省会城市,在中国大陆门店由数百家扩展至2300余家(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百强口径)。无论从履历跨度、职务层级还是行业影响力衡量,内田慎治都是日本7-Eleven体系派驻中国最久、掌舵最核心、对外发声最多的日方高管。
二、发展历史
要理解内田慎治的职业生涯,必须先回到其供职的日本7-Eleven体系本身。7-Eleven便利店品牌1927年创立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前身是南方制冰公司附设的零售店,因营业时间为早7点至晚11点而得名;1973年,日本伊藤洋华堂社长铃木敏文与美国南方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次年在东京丰洲开出日本首店,此后铃木敏文凭借“单品管理”“应对变化、贯彻基本”“高密度集中开店”“加盟利益共享”等经营哲学,将日本7-Eleven打造为全球最大便利店集团。内田慎治1988年3月入职时正值日本7-Eleven高速成长期,他从区域经理、大区经理做起,在日本国内曾任群马、新潟等地区的经营管理职务,熟悉了该体系赖以成功的OFC(店铺经营指导员)巡店制度、POS信息系统支撑的订货与单品管理流程,以及以鲜食工厂和共同配送为支柱的供应链组织方式——这些日后几乎全部被他复制并适配到了中国市场。其入职年份与《第一财经周刊》“24岁进入日本连锁便利店企业7-ELEVEn……至今已经工作了30年”的表述吻合,也与《中国经营报》人物简介“自1988年3月起就职于株式会社7-11日本”的记载一致。
7-Eleven在中国大陆的版图并非由单一主体铺开,而是由三个体系分治:最早进入的是广东市场,1992年牛奶国际(今DFI零售集团)获授权在深圳开出首批5家门店,1996年进入广州,后以广东赛壹便利店有限公司为主体运营华南;其次是上海、浙江市场,由台湾统一超商体系取得经营权,2009年4月30日上海首批4家门店开业;第三个体系即以北京为中心的柒一拾壹(中国)体系,覆盖京津蓉直营区域并向各省做区域授权。内田慎治所执掌的正是第三套体系——它也是三家主体中由日本7-11直接持股、直接运营的“嫡系”部分。2004年1月2日,经商务部批准设立的柒一拾壹(北京)有限公司作为全国首家中外合资便利店企业正式成立,注册资本3500万美元,由株式会社7-11日本持股65%、北京首联商业集团持股25%、中国糖业酒类集团持股10%;同年4月15日,7-Eleven北京首店在东直门桥西北角开业,成为外资便利店在北京的“第一店”,也由此奠定了内田慎治长达十余年的京津根据地。2005年11月,王府井百货以约7369万元受让首联集团所持25%股权入主合资公司,形成“7-11日本+王府井+中糖”的股东结构,这一结构在随后的合资企业更迭中被南都等媒体反复提及。2008年4月2日,株式会社7-11日本在华设立全资子公司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SEC),注册资本逾8亿元、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东环广场,自此中国区有了统一管理平台,内田慎治的职级也随平台升格而层层抬升。
内田慎治的中国故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北京7-11的故事。进京初期,北京便利店市场近乎空白,本土便利店业态尚在萌芽,7-Eleven以“慢工出细活”的方式打磨单店模型:先后引入日本企业直接投资的专业工厂——以寿司、便当为核心的旺洋以及烘焙品类的香奈维斯等,与日本本土基本同技术水平的设备与工艺,使“鲜食+冷链日配”成为其压倒性差异;在门店端则坚持全程冷链、每日二次配送、高密度集中开店,并依托POS系统把订货权下放到最了解商圈的店铺。这一打法在业绩上体现得极为直观:据内田慎治2011年11月公开的数据,当时北京7-Eleven单店平均年销售额约600万元、平均年客流量约42万人次、平均毛利率约32%,其中快餐类商品已占商品销售的52%以上、贡献毛利近60%,单店经营水平在当时大陆便利店里一骑绝尘。2011年全年北京市场净增开店创出进京以来的高峰,2014年更是“一口气开出32家”,成为进京11年来的单年最高纪录,罗森、全家也正是在此前后相继进京,日资三大便利店在北京首次形成鼎足之势,而7-Eleven凭借先行者优势始终占据单店绩效制高点。
加盟体系的破冰是内田慎治执掌北京时期的另一关键节点。开业初期北京7-Eleven以直营为主,长期被外界诟病“开店太慢”;2012年5月,北京7-Eleven首次放开委托加盟业务试水,同年12月又开放特许加盟业务,加盟条件(含加盟金、保证金、毛利分成比例及对经营者年龄、亲属辅助人等的要求)成为业界话题,也为其日后规模化复制铺平了道路。到2017—2018年,北京门店中经营委托加盟的占比已超过70%,特许加盟同步开展;内田慎治在多个场合强调,北京单店日均销售额可达2.4万元左右、约为经营良好本土便利店的2倍上下,东直门“1号店”更因日均销售高达6万元而被称作“店王”——2017年7月,正是这家店率先上架西红柿、土豆、胡萝卜、净菜等二十余种蔬菜生鲜,回应北京城区菜市场减少后中心城区居民的买菜需求,成为传统便利店试水生鲜的标志性案例。
京津联动与华北深耕构成其任内的第二重扩张逻辑。7-Eleven于2009年进入天津市场并大力发展特许加盟,初期首批4店集中于和平区等核心地段;随着2012年柒一拾壹(天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由北京公司体系运营,母公司披露文件中内田慎治任董事长),天津成为其“加盟主带店加盟”模式的试验田——加盟主自行承租店铺、自主经营,总部负担销售设备并提供供应链与经营指导。这一模式在天津收获惊人反响:2017年3月起的加盟说明会累计举办20场、吸引超过2460人参加,提交加盟意向者逾1300人;天津新开门店中约90%为加盟主带店的A型加盟店,当地某加盟主一度同时经营3家门店、年收入达251万元,天津平均单店日销超过2万元——这些数据成为内田慎治此后反复援引、用以反驳“7-Eleven扩张迟缓”论调的实证。成都市场则由SEC独资推进:2010年12月29日柒一拾壹(成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获批(投资总额6500万美元),2011年3月17日成都首批两家门店丰德万瑞店、锦天国际店同日开业,此后柒一拾壹(成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亦由内田慎治出任。西南另一重要据点重庆则采取合资模式:2013年8月,由新希望集团、日本三井物产与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三方合资的新玖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2月24日重庆首店在渝中区正阳街开业,由本土民企控股运营、内田慎治体系输出品牌与供应链,构成7-Eleven在华少有的“民营资本主导区域”。
2017年是内田慎治治下7-Eleven中国由“深耕京津蓉”转向“区域授权全面开花”的分水岭。早在2012年,青岛众地阳光集团已与日本7-Eleven及SEC合资成立山东众邸便利生活有限公司(三方持股65%、20%、15%),当年11月山东首店在青岛西镇开业,山东由此成为其区域授权的先行样板。2017年5月19日,内田慎治代表柒一拾壹(中国)与台湾统一超商总经理陈瑞堂签署浙江授权契约,统一超商随后成立统一超商(浙江)便利店有限公司,取得浙江省7-Eleven经营权;同年12月7日,又分别与南京金鹰商贸集团签署江苏市场授权协议,金鹰取得江苏省20年经营权——这是SEC体系在中国内地的首次大规模区域授权,江苏首店于2018年5月30日在南京开业,营业14小时销售额即突破35万元,刷新当时7-Eleven单店单日销售历史纪录。此后授权节奏明显加快:2018年7月11日,均瑶集团大消费板块、无锡大东方股份全资子公司湖北东方美邻便利店有限公司与SEC签订湖北地区特许经营合同(选择“7·11”当日签约颇具象征意味),武汉首店于2019年3月21日在汉街楚汉路开业,湖北规划门店超600家;2018年12月,内田慎治出席陕西方面在西咸新区举行的签约仪式,西安及陕西市场随后由陕西赛文提客便利连锁有限公司承接运营,西北首店于2019年8月22日在西安高新大都荟开业;2019年4月11日,三福体系背景的福建榕宁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与SEC签订福建省特许经营合同,福州首店于2019年11月7日开业,首日营业额41.8万元,一度刷新全球7-Eleven首店首日销售纪录;2019年10月,友阿股份全资子公司与SEC就湖南特许经营签约,长沙首店于2020年5月30日(因疫情两度延期后)在五一商圈7mall开业,内田慎治亲自出席剪彩;河南市场则于2019年授予三全食品全资子公司河南叁伊便利店连锁有限公司独家经营权,郑州首店2020年10月23日在花园路国贸360开业,开业当日销售额达65万元。
2020年之后,在新冠疫情反复冲击下,内田慎治一边推进长沙、郑州等新市场的落地,一边继续向纵深授权——2021年5月18日,云南方面在昆明举行签约仪式,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内田慎治与云南强林乐家连锁便利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剑江签署云南省特许经营合同,云南首家7-Eleven于2021年11月19日在昆明同德昆明广场开业。截至2020年底,按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21年中国便利店企业100强》口径,7-Eleven在中国大陆合计门店已达2387家、位列行业第7,其中内田慎治掌舵的SEC体系及授权网络从最初的京津蓉三城扩展至江苏、浙江、山东、湖北、陕西、福建、湖南、河南、云南等十余省市,基本兑现了他“中国所有的省会城市都可以进驻”的判断。2022年5月,7-Eleven中国宣布重大人事调整:原董事长内田慎治卸任并返回日本,由原7-Eleven中国CFO、总经理严茜接任董事长,柒一拾壹方面以“大概是日方正常调动”回应外界;同年6月14日工商变更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换帅并非孤例——此前约一年内,罗森中国的张晟(2022年3月离任株式会社LAWSON执行董事,后于2025年卸任罗森中国副董事长)、全家大陆的林建宏(2021年6月离职)均先后离场,三大日资便利店在华掌门人“集体换血”,被行业视为日资便利店在华经营由“日本高管主导”转向“本土化治理”的标志性节点。内田慎治虽卸任董事长,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仍对7-Eleven中国经营保留建议角色;而其执掌十八年留下的最大遗产,是那一套以“单店日销、加盟共赢、区域授权”为核心的可复制扩张模式——他任内反复向外界强调“店铺总数固然重要,但首先确保单店盈利、让加盟主都能挣钱,才是建立一家百年企业的核心”。
三、经典事件
如果说第二章梳理的是内田慎治治下7-Eleven中国的制度演进,那么这一章要还原的,是他任内若干被行业反复咀嚼的“经典时刻”。这些时刻的共同特征十分鲜明:都发生在公开场合,都伴随大量真实经营数据的现场拆解,也都恰好回应着当时中国零售业最焦灼的命题——资本、外卖、新零售与本土竞争。透过它们,可以看清这位日本经理人所谓“低调”,其实是一种把方法论藏进数据里、再借场合一次性释放的策略。
第一件经典事件,是2017年5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17中国便利店大会”上,内田慎治完成的在华“处子秀”。那是业内第一次见到这位“网上新闻条目连一页都填不满”的高管登台公开演讲,媒体事后将这场演讲概括为“7万家门店背后的秘密”。内田的PPT是典型日企风格——折线图、柱状图、表格与详尽的文字说明密密排布,台下近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便利店从业者纷纷把手机调成拍照模式逐页拍下,带回企业当“教材”。他先用一组日本数据立论:在日本总人口持续减少的大环境下,7-Eleven日本的店铺数与销售额却年年双增,“只要方式正确,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便利店都会得到发展”;接着把日本体系何以强大的原因归结为三条——发展特许加盟、高密度集中开店、贯彻对品质(含店铺品质)的追求;为了把“质量优先于数量”讲透,他当场算了一笔账:平均日销售额2万元之下的100家店铺,最终利润要高于平均日销售额5000元之下的400家店铺,因为“如果店铺品质较低,即使暂时规模扩大,长远看店铺数会不断减少”。他还掀开供应链的“底牌”:日本7-11的181家供货工厂中,有167家只为7-11供货,各工厂共享配方、互相竞合,从而保证三明治、便当、饭团等鲜食只能在7-11货架上买到;又举蔬菜沙拉的例子说明全程冷链——通常蔬菜收割后被保存在约40℃的仓库里导致品质下降,而7-11从收割起即入低温库、全程严格温度管理,这一做法已在北京落地且销售良好。现场他给出的北京数据也颇为硬核:鲜食加日配两类商品无论销售额还是毛利都占整体约六成,单店平均日销夏季约2.5万元并朝更高的年度目标迈进,天津日销也已突破2万元。坐在台下的罗森集团高级执行董事、中国总裁三宅示修事后对媒体感叹:内田其实已经把业内称为know-how的专有技术都讲了出来,“难道他不担心泄露自己的商业机密吗?”行业侧更流行的解读是——彼时庄辰超挖角邻家团队组建便利蜂、京东宣布开百万家便利店,资本“野蛮人”正集体入场,老牌日系同行需要借公开场合理清一套共同的价值参照系,内田的“毫无保留”因此被赋予合纵连横的深意。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演讲的内容还延伸到了会场之外:他主动谈起2016年上半年门店确曾受到网络外卖分流,但下半年已恢复“甚至比原来更好”,并放话“中国的外卖送餐非常盛行,但7-Eleven在品质上的保障措施是外卖服务所无法达到的,我觉得我们不会输给他们”。
第二件经典事件,是2017年7月北京东直门店悄然试水生鲜净菜。2017年7月25日北京商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这间日均销售约6万元、被业内称为“店王”的7-Eleven北京1号店里,多出了三列蔬菜水果货架,摆着西红柿、土豆、胡萝卜、冬瓜、蒜薹等二十余种净菜,店员透露该店自7月11日起便开始售卖蔬果,由供应商于前一天晚间配送次日所需商品。在传统外资便利店“只卖包装食品、不沾生鲜”的普遍认知下,此举被外界解读为7-Eleven向生鲜延伸的信号。内田慎治随后给出的解释简洁而坦率:“北京现在城市建设和改造很快,传统社区菜市场都逐渐减少,中心城区的人又有这样的购买需求,希望购买安全放心、品质有保障的蔬菜。”言下之意是便利店卖什么本无定论,应取决于消费者需要什么。当被追问是否会顺势推出肉品、水产时,他的回答又显示出克制:“确实是有的话会更好……但这样的商品管理起来比较难,暂时还没有深入考虑,而且一旦要做,肯定要选择好的商品。”这桩“店王卖菜”事件后来被写入多份便利店研究材料,成为外资便利店以需求逻辑突破品类边界、又不盲目扩张的典型案例——它同时暴露了净菜毛利与服务性成本之间的现实张力,也把“便利店是卖便利还是卖商品”的行业之问摆到了台面上。
第三件经典事件,是2018年3月底“一风堂”联名杯面在7-Eleven体系的全国发售。这款由7-Eleven与日本知名拉面连锁一风堂、日清食品三方共同开发的即食豚骨拉面,复刻了一风堂招牌的白丸与赤丸两种风味,采用非油炸、更纤细劲道的面体,全国7-Eleven便利店与伊藤洋华堂专供。内田慎治在事后接受采访时透露,该商品3月底在中国区启动独家销售,覆盖包括香港、北京在内所有有7-Eleven的地区,首批在售店铺约2500家;上市后北京平均一家店一天售出约80个,其他地区平均也有约40个,连合作厂商都对这一销量“非常吃惊”。他选择这个时点颇费心思:此前中国方便面市场因油炸面饼的品质争议整体走低,此时推出一款宣称更健康、卡路里更低的非油炸联名产品,恰好切中品类空档。这起事件的意义不止于单品销量——它意味着7-Eleven日本“自有品牌=与厂商共同开发、而非换包装贴牌”的商品方法论第一次以如此高的规格在中国大陆落地,也对全国授权市场协同备货、跨区域同步上架的供应链与信息系统做了一次压力测试。内田在同一时期披露,中国区当时已有约120个品项的自有品牌商品,全部由中国工厂代工,且坚持不向厂商收取进店费、以高品质换取议价空间——这条被其反复宣讲的原则,正是从“一风堂”这类单品身上获得了最直观的注脚。
第四件经典事件,是2019年1月、正值进京15年之际,内田慎治接受北京商报专访时对“中国消费升级”做的一次数据化复盘。他给出的几个切片极具画面感:店内电子支付占比已超90%、“几乎没有人使用现金”;中国女性从十年前的“很少化妆、主要基础护肤”转变为更重视彩妆,店里彩妆销售占比越来越高;面包销量达到十年前的三倍;沙拉从过去“每天只有土豆泥沙拉可能卖几个、蔬菜沙拉甚至没有销售”变成今天十分畅销。最戏剧性的例子是咖啡——7-Eleven过去十余年在中国曾三次推出咖啡,前两次均告失败,直到2018年第三次推出,终于赶上中国消费者对咖啡接受度大幅提升的时点,“现在平均一家店铺一天能卖到100多杯”。内田用这组对比论证自己的判断:判断消费升级不能靠口号,而要等数据给出答案;同时他也借机阐发“商品不足”的隐忧——与日本相比,中国厂商开发新品的速度明显偏慢,他举例称可口可乐在日本一年推出的新商品可达60多个品项、而在中国只有20多个;日清在日本一年开发200多个品项,而康师傅一年在中国的新品只有7个左右,并把矛头指向零售端向厂商收取进店费、上架费的机制对商品创新的长期抑制。这期专访因其对“变与不变”的透彻分析,成为研究7-Eleven中国商品策略时被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
第五件经典事件,是2019年5月15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新消费论坛——2019中国便利店大会”上,内田慎治与三宅示修那场被媒体称为“巅峰对话”的同台。在CCFA副秘书长王洪涛主持的“国际巨头的中国发展之路”压轴环节,两位日系便利店在华掌门人罕见地同台复盘在华十余年的得失,全程实录随后以万字长文的形式在行业流传。前半程话题是“做对与做错”:内田自评做得比较好的是特许加盟——“大家都认为7-11的优势在于鲜食商品,但实际上鲜食商品只是我们提升销售的手段,只有实现高日销,才会有更多的加盟主愿意加盟我们”;做得不好的则是“应该更早意识到和本土优秀零售企业合作”。谈到区域授权时,他抛出此后被反复引用的“四标准”:与有零售经验的企业合作、由被授权方100%投资、最好是有资金实力的上市企业、最关键的是能理解经营理念,并搬出铃木敏文“质量可以推动数量的扩大,但仅靠质量难以进一步扩大数量”的观点,对照日本7-11历经47年、直到2019年7月进驻冲绳才完成全境布局的事实,说明“我们采取的并非短期内的快速扩张,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核心竞争力只说一点”的环节,他给出的答案出乎很多人意料——不是鲜食,而是“由加盟主租赁门面带店加盟的A型加盟店”以及支撑高日销的订货与陈列验证体系。在被问及看好哪家内资品牌时,他点名唐久:“不仅实现了盈利,而且有一定的店铺规模,加盟店占比也很高,我认为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对话末段,当被问到去留与接班时,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媒体反复征引的剖白,并向整个行业赠言:“便利店覆盖商圈小、店铺数多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不可能被取代的……只要我们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进行经营,我相信中国的便利店行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这场两小时的同台,被普遍视作内田慎治在华经营哲学规模最大、也最完整的一次公开输出。
第六件经典事件,是2019年8月内田慎治针对“新物种”与价格战发起的公开论战。彼时便利蜂正以算法驱动、紧贴7-Eleven选址的方式在北京高速扩张,苏宁小店等巨头孵化的门店也大举入场,华东市场甚至出现价格战的苗头。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内田一反平日的温和,直言“价格战是最不应该采取的策略,因为降低价格就是降低自己的毛利、收益,其实我们要做的还是要提高商品的品质”;对开口闭口谈技术、晒投资的新玩家,他反问“它们到底盈利了吗?我想一家企业的最终目标还是盈利,如果一直都没办法盈利的话,在某一个时点,这个企业肯定会消失”。在同一场合,他给出了7-Eleven核心竞争力的标准答案——特许加盟与商品研发两件事,并系统解释为何毛利分成最公平:按销售额分成实际利于总部而不利于加盟主,按利润分成又可能逼加盟主过度压缩成本而损伤品牌,唯有毛利分成能让总部有义务推荐高毛利商品、加盟主愿意全力经营,双方目标一致。针对“开店慢”的多年批评,他回应称7-Eleven在北京开到100家门店时就已实现盈利,“中国的很多本土品牌,开100家门店就实现盈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坦承此前开店慢的根源在于成本高——以往多采用日资设备,今后将更多采用中国制造设备、与本土企业合作以降低门槛,“我们有如此高的单店日销,如果成本能再降低下来,相信今后的开店速度会越来越快”。这场交锋因其直指“烧钱换规模”商业逻辑的锋芒,成为其任内最具论战色彩的公开表达。
把上述六个切片连缀起来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无论是面对资本风口、外卖分流、生鲜风口还是“新物种”围攻,内田慎治几乎从不被概念所动,而是把每一次外部冲击都翻译回“商品、单店质量、加盟共赢”的语言来作答。他任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正是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以及把变局压缩成报表上一个个数字再摊开给人看的坦诚。
四、代表性言论
在公开信源中,内田慎治被反复形容为“低调”“不爱抛头露面”,但恰恰是这样一个少言者,其公开发表过的观点却以密度和一致性著称。经梳理,其言论大体可分为七组彼此咬合的主题。
第一组是关于“零售的本质是商品”的本体论,这是他反复陈述、引用率最高的论断。2019年1月接受北京商报专访时,他针对如火如荼的新零售浪潮给出判断:“当然有了服务的话,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便利,但是作为消费者,他进入便利店所购买的并不是服务,而是商品。”在他看来,中国零售在“服务”层面(外卖、移动支付等)已经全球领先,短板恰恰在商品:“现在各个品牌、厂家在中国市场推出新商品的频率仍相对较低。”他在2018年的一次长访谈中把这一立场说得更加彻底——“零售,和商业模式相比,最重要的还是商品。是看能不能开发出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然后去很好地销售这些商品”;他甚至用一句句式对称的话概括线上线下之争:“从互联网到实体零售是非常难的,但从实体零售走向互联网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线上平台具有的优势是物流和数字化系统,以及APP这样的便利体验,但作为消费者来说,要购买的并不是APP或者物流,而是商品。”为了说明商品要持续迭代,他还说过:“再好吃的食物吃多了也会感到腻,为了确保消费者不厌倦,即使是畅销商品我们也会不断升级口味和包装。”言及竞争对手,他常常搬出铃木敏文的名言为其背书——“真正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其他品牌的便利店,而是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第二组是以“单店日销”为核心的规模观,这几乎是内田慎治最具辨识度的标签。他在2018年8月的一段谈话被媒体以“中日便利店差距在于单店日销”为题广为传播:“在中国,店铺数量经常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而很少有人会谈论单店日销,这就是日本和中国的区别。单店日销是衡量店铺是否受消费者支持的KPI,提升单店日销既可以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的支持,再结合高密度集中开店的话,还可以战胜竞争对手占领市场。”为了说明这一理念,他惯用算术式的表达:2017年大会上,他当众比较“平均日销2万元×100家店”与“平均日销5000元×400家店”的利润差异;2018年他又对媒体强调“我们要开出高销售额的店铺,而不是大量类似小卖部的低销售额店铺”。他同样不讳言这种理念与行业惯性的冲突:“我们在中国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们的店铺数量是多少,但很少有人问到我们的日销额是多少。因为我们是要保证加盟主的收益的,这也是我们注重日销的原因。”
第三组是“总部与加盟主双赢”的加盟哲学,这也是他自认最能代表其成绩的部分。他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判断:“只有加盟,才能带来门店数量的快速拓展。通过总部直营的方式,80家直营店是自营的极限。”他把加盟分成三种方式逐一拆解:“如果按照销售额来进行分成的话,实际上是有利于总部而不利于加盟主……如果是利润分成,那么加盟主有可能在成本上面控制得过低,这又不利于总部的品牌管理,所以最好的分成方式就是毛利分成。”他曾总结中国加盟者的心理动因:“中国现在想创业的人非常多,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做比什么都强。”对加盟者的考察,他凝练为“人、财、物”三个字——判断其人品与经营意愿、有无资金实力、能否自带优质房源,并用“天津的加盟主最多一个月能赚7-8万元”“同时经营5、6家店、月收入超过20万的加盟主大有人在”这类具体案例证明加盟有利可图;而加盟体系的日常运营则依赖“一个指导员负责6-8家店,每周至少去两次进行指导”的OFC制度。他反复强调这种模式“是双赢的方式,不只是总部盈利,总部和加盟主都能够盈利”,并自信地宣称“成本和利润等方面都是公开透明的”。
第四组是面对资本与新玩家的竞争观。他多次表达对“烧钱换规模”的不认同:“其实价格战是最不应该采取的策略,因为降低价格就是降低自己的毛利、收益”;对技术驱动的新物种,他更愿意用“能否盈利”来检验成色:“它们到底盈利了吗?我想一家企业的最终目标还是盈利,如果一直都没办法盈利的话,在某一个时点,这个企业肯定会消失。”谈及电商的威胁,他反而乐观:“我对我们的商品是非常有自信的,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其他中国互联网电商巨头,都不会让我们受到很大影响……只要我们不断开发独家销售的差异化商品,我们就不会被电商打败。”他也曾向同行解释传统零售与互联网的关系:“互联网公司收购零售企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这种商品开发的能力”——言下之意,被资本追逐的恰恰是实体零售沉淀多年的硬功夫。
第五组是“本土化”与区域合作观。他多次坦承自己在华经营的一大教训就是“应该更早意识到和本土优秀零售企业合作”,并以江苏金鹰、福建三福、湖北大东方为例说明后来路径的转变。对于区域授权,他给出最常被引用的四标准——“首先,是和有零售经验的企业合作;第二,由被授权方100%投资,我们不投资;第三,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最好是上市企业;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理解我们的经营理念的企业”。这段话背后的价值观他表达得更为直白:“零售行业是属于国内消费的行业,所以我认为我们外资企业不应该以投资的方式独自获取利润,也不应该只有我们盈利,而是要以符合中国人的方式,让中国人可以获取更多利润的方式来共同发展7-11。”针对中国零售业“向厂商收取进店费”的积弊,他大声呼吁:“希望大家可以摒弃向厂家收取费用的方式,以毛利的方式导入商品,陈列更多畅销的商品,实现零售行业和厂商的共同发展和双赢。”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一味贬低内资同行,反而多次公开致敬:“中国的内资品牌……比如说唐久,不仅实现了盈利,而且有一定的店铺规模,加盟店占比也很高。我认为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企业”;2017年演讲的结尾他甚至把敬意献给整个行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零售业能够达到如此的状态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能够结合我们所有的经验技术的话,相信中国零售业发展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被主持人问及“给内资品牌一条建议”时,他的回答带着日式幽默与自信:“希望有意愿做7-11的企业可以加盟到7-11中来。”
第六组是关于门店形态与技术的坚持。针对外界屡屡质疑的“7-Eleven门店多年不变”,他给出品牌统一的理由:“我们是不会考虑改变形象的,我们追求的就是形象统一……在天津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人怀疑门头不一致的店是假店),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变为好。现在我们甚至考虑全世界6.5万家店铺都保持统一的形象。”对业内流行的“堂食区、桌椅化”改造,他用一句话表明取舍:“我们不是家居店那样卖椅子的,我们是卖商品的。”对一度大热的无人零售,他同样冷静克制:“从7-Eleven的商业模式来看的话,并不适合无人便利店这种形式,因为鲜食商品比较多,比如包子、快餐等商品都需要员工去操作提供,所以没有办法实现完全无人化”;但他也并非一概拒绝技术——“7-Eleven也会从需要进行变革的地方来使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如果从一开始就实现完全的收银无人化,可能消费者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操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很难接受新东西”。对行业热捧的大数据与会员体系,他给出一个颇具分量的提醒:便利店不过三千个品项,“更重要的是店铺周边顾客什么时候放假,天气温度情况,学校什么时候放假,有什么样的学校活动等店铺周边的信息对店铺的选品、销售有很大的影响”——这段话被视为对“会员精准营销万能论”的一次冷静纠偏。
第七组是关乎他本人去留与代际传承的肺腑之言,也是其言论中最具人情味的部分。2019年5月,面对主持人“回日本还是留中国”的提问,他答道:“我离退休只有十年的时间了,十年当中能做什么,其实很有限。所以我每周都开学习会,培养我的接班人,做好即使随时被调回日本,也可以把中国的工作放手交给我的接班人去做的准备。”他还自陈职业选择的边界:“我是留在中国还是回日本是由总公司决定的,个人没有决定权。”即便早已洞见自己任期有限,他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判断却毫不含糊——早在2018年他就放言:“下一步的政策就是在全国增加店铺数量,现在在全世界有6.5万家店铺,我们希望尽快在中国实现2万家店的规模。”当被问到职业规划时,他的回答克制而笃定:“在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还在路上,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而他那段面向全行业的话,或许是对其整个中国生涯最贴切的注脚:“便利店覆盖商圈小、店铺数多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便利店行业是居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们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进行经营,通过在座各位的共同努力,我相信中国的便利店行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把七组言论放在一起,内田慎治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完整思想轮廓便清晰起来:商品先于流量、质量先于数量、加盟主先于总部、长期先于风口。他几乎每一次开口,都是在用一套诞生于日本的零售哲学,去回答一个中国市场的现实问题;而他之所以被视为日系便利店在华“最有含金量的发言人”,正在于这些言论不是演讲技巧,而是其用十八年单店数据反复验证过的经营纪律。2022年交棒严茜之后,这套话语体系仍由继任者延续——正如严茜此后所强调的“绝对不会盲目追求数量”那样,内田慎治留下的不只是一家公司的版图,更是一套关于“便利店如何在中国慢而稳地长大”的、可供后来者反复检验的公开样本。
|
|